航空业疫时百态:机长变“采购”、空姐大降薪、票代月亏百万
2020-03-24 09:54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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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写/小白

版面/大海

航班取消、飞机停飞、上座率持续走低,作为受疫情重创的行业之一,航空业跌入深渊。

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,2020年春运期间,民航业共发送旅客3839万人次,不仅远低于此前预期的7900万人次,就是相较往年,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。

2月份的情况更为严峻,民航业仅完成了834万人次的旅客运输量,同比下降84.5%;民航行业创单月亏损最大纪录,仅航空公司的亏损总额,就高达209.6亿元。

时代的一粒灰,落到每个人身上,就成了一座山。

被疫情裹挟的航空从业者们,生活和工作也被彻底改写:机长转型公益人,临时干起了防护用品的“采购”和“搬运工”,空姐空乘等收入骤降一大半,票代公司徘徊在生死边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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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10年来,这是南方航空机长周宇昕第一次经历如此长时间的停工。

1月22日,疫情引爆两天后,周宇昕习惯性的打开软件查看排班表,往常密密麻麻的时刻表,如今一片空白,这多少让他有点不适。

第二天,武汉宣布封城,所有离汉通道全部关闭。任职南航武汉分公司的周宇昕,则在公司防疫部的安排下,开始带薪停工居家隔离。

作为主要依靠飞行时长计算工资的工种,机长带薪只能拿到最基本的工资,收入骤降一大半,对于每月背负数万元房贷的周宇昕来说,是个不小的压力。

好在武汉颁布了可以推迟缴纳房贷的政策,解决了周宇昕的燃眉之急,在查询了自己的存款之后,周宇昕觉得撑一段不成问题。

如何帮助武汉更好的渡过难关,成了这个武汉伢更为关心的问题。

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,农历大年三十,周宇昕在朋友圈看到有医生朋友求助医用口罩。

疫情初期,所有医护人员都冲到了一线,但防护物资却严重稀缺,不少医生仅戴着一次性口罩,甚至自制口罩、用垃圾袋缝制成防护服,肉身抗毒,裸奔救人。因为防护措施严重缺失,仅武汉中心医院一家医院,就先后有五名医护人员牺牲。

周宇昕,看不下去了。他在朋友圈发起了“一人捐赠一个N95口罩”的筹款行动。

让周宇昕没想到的是,本是一个小圈子的筹款,却引发了众多人的支持,短短时间内就筹到了近7万元善款。

筹到第一批款项后,周宇昕紧急联系了三个商家,将购买的5000多个口罩连夜送到同济医院、协和医院等一线抗疫医院,一直忙到凌晨才结束。

随后,周宇昕的女朋友以及同事、好友等纷纷帮忙,越来越多素不相识的人自发加入其中,一个名为“守护医者”的爱心联盟,就此成立——这是新冠疫情引爆之后,武汉最早成立的专门守护医护人员的民间公益组织,周宇昕是主要发起人之一。

周宇昕等人筹集的防护物资,大大缓解了医护们的燃眉之急。

收到口罩后,一位从医三十多年、早就在手术间见惯了生死的某医院肿瘤科主任,落泪了。送口罩的志愿者数了一下,当时,正在穿行院区的19位医护人员,只有两位戴了N95口罩,其他17位戴着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凑合,护目镜和防护服更是捉襟见肘。

封城、断路大幅提升了运输、采购物资的难度。每天往返于各大医院、社区以及采购点之间,周宇昕坦言,上班都没这么累过,平时微信就3000多步,现在每天基本都是上万步。

为了尽快送达物资,周宇昕每晚都会提前列好第二天需要运送的物资清单,并标记出最佳行程路线,如同执行飞行任务一般,事无巨细的进行筹划。

在周宇昕看来,时间就是生命,他们现在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。熬夜渐渐成了常态,按时按点的三餐也成了奢望。通常,周宇昕一大早吃完早餐,深夜到家,才能吃上第二顿饭。

频繁来往于医院等疫情重灾区,周宇昕也曾害怕过。

第一次将防护物品送到医院急诊科时,看着就诊大厅密密麻麻的人群,周宇昕心里十分忐忑,担心会被传染。

但是当他将口罩、防护服等送到医务人员手中时,医务人员的一句“这是我们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戴上N95口罩”,瞬间消解了担心。他安慰自己,好人一定会有好报。

此后,周宇昕每次出发之前,都会事先服下保护肺部的药物,同时做好防护措施,“既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其他人负责”。

在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之后,周宇昕日常任务又多了一项——帮援鄂医护人员采买日常物品。

有时候医护人员数据线等丢了坏了,酒店的工作人员太忙,无暇顾及时,周宇昕也会顶上,“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来武汉,我们不能连这点需求都不满足”。

如今,疫情最凶险的时刻已经过去,武汉正在慢慢步入正轨,但何时复航尚未可知,在此之前,周宇昕将继续贡献他的那份力量。

2

疫情期间,每天追剧、看书、健身,成为了某民航乘务长张然打发时间必做的三件事。

航班锐减的情况下,能够分配给张然的任务极为稀少。张然算了一下,2月份她一共出勤2次,3月份到目前为止,一共出勤了3次,接下来,又是长达半个月的强制休假期,4月的出勤任务,应该也不会太多。

每个月不到20小时的出勤时长,意味着收入锐减,张然自嘲“脚踝斩”。

她解释说,其公司的薪资构成由底薪+小时费+绩效奖金构成,其中底薪税后固定4000多,小时费按飞行时长算,此前正常每个月飞100多小时能有1.5万元薪水,而绩效收入则不固定,视航空公司的盈利水平来算。

如今,疫情导致航空业损失严重,张然能拿到的只有底薪4000元以及一些小时费,虽然少了许多,但张然比较看的开,反正不用经常出门,花销也不大,而且手头上有一定的积蓄,房贷压力也不大。

然而,并非所有的空姐空乘都像张然一般轻松。有业内人士告诉《财经故事荟》,一些刚入行的地面人员、空乘空姐,由于航空公司五险一金交得多,其基本工资甚至不能抵掉这部分开销,还要自己往里倒贴钱,何谈靠工资生存。

机长收入也在大幅锐减,张然的一位机长同事,过去每月收入10万元左右,现在骤然降低到2万元左右,“都是靠存款和家底撑着”。

其实,这不是张然第一次遭遇类似危机。

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,航空业同样大受影响,航班量锐减,彼时刚刚进入行不到半年的张然,同样被迫带薪停工,手头上没有多少积蓄,加上空姐的基本工资较低,其一度萌生了开拓副业、兼职做代购的想法,但最终因为没有渠道而不了了之。

如今虽然有了一定的渠道,张然已经没有当初想要开拓副业的想法。“一方面手头上有一定的积蓄,另一方面现在疫情这么严重,小区保安都不让出门,有想法也没办法实施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,航空业正在慢慢复苏,强制休假这段期间,张然每天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,一天看两小时书,复习航空规章制度,为早日复航做准备。

3

同样等待复工的绿游,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民航官网,查看复航进度。

作为某机票代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,绿游对于航空业的关心,更甚于一般的从业人员,公司的生死都命系于此。

今年以来,内地机场单日起降架次最低值仅为5380架,这与疫情前日均36000架次的航班频次,有着天壤之别,直接退回到2001年的水平。作为票代公司从业者,看到这样的数据,绿游既无奈又恐惧。

往年春运,本是航空公司以及票代公司营收最为丰沛的时期,然而今年2月份,民航全行业亏损245.9亿元,到了3月份,亏损还在加剧。

上游亏损如此严重,作为中间商的票代公司同此凉热。历年春运销售额破亿的常态被打破了,今年春运期间不仅没有盈利,每月100万元的亏损,还让绿游有点承受不起。

此前,民航局先后4次发布有关客票退改通知,明确要求,乘客在一定时间段内购买的机票可以自愿退票,各航空公司及客票销售代理机构应免费办理退票,不收取任何费用。这对于乘客来说是好事,但对于机票代理公司来说,则是雪上加霜。

免费退票,意味着绿游及其公司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,而且为了保证用户体验,还要先垫资给乘客,再等航司退款,高额的退票垫资,让不少票务代理公司现金枯竭,资金流绷紧如同满弓。

OTA渠道收入的大幅衰减,仅仅是开始,旅游业的全面停摆,则是雪上加霜。3万多家景区,4万多家旅行社,难以计数的酒店客房和民宿,在疫情期间,几乎全部进入冻结状态,旅游业的全面瘫痪,致使绿游公司的团票业务也陷入停滞状态。公司整体收入几乎全面断流。

2月份,眼看国内旅游无法做,绿游一度将目光瞄向了海外,然而疫情的扩散速度让她始料不及,如今国外疫情肆虐,海外业务至此也被斩断。绿游预估,海外业务,今年年内,可能都不会有起色。

开源无望,只有节流。公司除了维持必要的人员配备,其余人员已经全部停工,只拿基础工资。

接踵而至的坏消息,反而让原先一度焦虑到失眠的绿游,慢慢平静下来,“整个行业都瘫痪了,我一个人急也没用。”

绿游展开了自救。如今,公司将业务重心放在了留学生回国业务上。“每个国家的环境政策都在变,而且航班量一直在递减,业务不好做,虽然杯水车薪,但也能缓解一点压力。”

另一方面,绿游还调整了公司的年度发展战略,准备将下一阶段的重心全部放在开拓内需上。

她认为,国内疫情已经逐渐控制住,航空业与旅游业正在慢慢复苏,即将迎来一轮爆发期,她要紧紧抓住这波红利。

按照规划,5月2日,民航局将重新编排今年的夏航季航线。在绿游看来,这将是行业迎来转机的契机,也是绿游及其公司大展拳脚的机会。

在此之前,绿游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,时刻蛰伏。

(文中绿游、张然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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